王登峰《对话》青少年近视防控
更新时间:2020-09-22 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责任编辑:杜智清

9月19日,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话》栏目,畅谈“小眼睛背后的大改革”。
 


 

问:今天,当我们看到在学生群体当中已经有这么多人戴眼镜之后,我们很担心未来有一些对视力要求很高的行业, 比如军人、警察、飞行员等,要招聘合适的人才是否变得比以前更困难一些?

王登峰司长: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到青少年近视问题所讲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一定一定要解决。因为目前,90%以上的大学生都出现视力不良的现状。这是一个已经越过红线、非常危险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对职业的影响,那就说明对这个问题严重性认识的不够不透。因为我视力不良,当不了飞行员,我可以做别的工作。但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有90%以上的人都无法从事某一项很重要职业的时候,那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乃至整个社会可能就需要赋予更多的关注去关心这个问题。

 

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应运而生,从设立这个机构的最初开始,我们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带着一种什么样的使命出发的?

王登峰司长:两年前,教育部等八个部门就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制定了关于青少年近视防控的一个文件。文件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要求,在近视率比较高的省份,要求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每年争取青少年近视率总体下降1个百分点;在近视率的总体情况还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可以每年只下降0.5个百分点,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文件。有一个总体目标,就是小学的近视率控制在30%以下。这件事是从2018年开始启动,到2019年的时候,全国绝大多数的省份基本上都完成了这个任务。

 

问:11.7%,最初给我们介绍这个数字的是王司长,这个数字究竟是什么,它代表着什么?

王登峰司长: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后,我们教育系统推出了我们称之为“史无前例”、“事无前例”的在线教育。大中小幼都开启在线教育,这在全世界是独一份儿的。这是我们抗击疫情,也是维护整个教育教学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数字,就是我们青少年的近视率上升得非常快。

 

问:这个数字会不会让您觉得非常的吃惊?

王登峰司长:确实是,因为我们想到了可能会增加,但没想到增加这么快。

 

问:王司长,对您的工作来说近视防控的压力依然在,如何把11.7%这个数字尽快地降下来,这方面教育部做了哪些努力?

王登峰司长:开学以后,我们面临增长了11.7%近视率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也已经回不到从前了。因此,针对防控近视的举措而言,从教育部门来讲,可能就需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去确保我们前面不管是八部门的文件,还是教育部已经制定的一系列关于防控青少年近视的这些措施,能够真正的抓好落实,也就是一定要下大力气把不必要的课业负担减下来。对于一个孩子的未来而言,落下几节课,少学几个小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因为这个对孩子们的健康,包括视力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其实是得不偿失。这是一个简单的加减法。

第二个方面,我们还是想方设法把学校的体育课、体育锻炼和体育竞赛能够真正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该上的课就要上,不要说你们今天体育老师生病了,我们学语文,第二天体育老师又生病了,我们学数学。

第三个方面,我们该做到的保障。不管是政府还是学校都要加大推进的力度。比如2018年至2019年,全国平均近视率下降了1%左右。其中各地很多地方都投入了大量资金改造教室的照明条件。我去过几个地方看,他们给我说我们刚改造完的这间教室,把灯打开,坐在那儿看书也好,看黑板也好,非常舒服。到隔壁还没改造好的教室就感觉反差非常大。

 

问:在素质教育改革的同时,还不能忽略那些依然背负着应试教育包袱同步前行的家长,对于家长心里的担忧要如何解决?

王登峰司长:我完全理解家长们这种担心,这样的担心,二十年前我到中学,特别到高中调研的时候,就能听到孩子家长说到这些,要素质教育,要教孩子人际交往、体育锻炼、艺术欣赏,可是我要上北大,上清华,我差一分我就去不了。当我孩子去欣赏艺术,去体育锻炼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都在拼命学习,别人家的孩子比我家孩子多考了一分,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北大,我们家孩子没考上。这我找你,你能帮我负责吗?

 

问:也可以看到追求一个更好的成绩和减轻负担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根本原因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争论。

王登峰司长:因为这就是涉及到我们评价体系的问题。设想一下,如果体育在高考里面两百分,那么大家还会觉得体育锻炼是浪费时间吗?好,如果体育一百分,还会觉得浪费时间吗。因为这样一个升学的评价体系,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也跟着跑偏了。我们从教育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讲,我们叫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体系,但是在我们的升学体系或者是评价体系里面,这五育并没有得到均衡的对待。因此,评价体系就让我们全面的教育体系出现了一个偏差,我把它叫做系统性偏差。

这个系统性偏差有多大的威力?首先是让大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没有评价上,我们就会忽视它。这个忽视是系统的,到最后大家以为只有这样才是对的,甚至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也如此,你们家孩子视力如何没有人关心。孩子跑步跑最后一名,什么运动项目都不会都不重要,只有你们孩子上了哪个学校才最重要。

 

问:所以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探讨近视或降低近视率的事,而背后更多的是您说的评价体系的重塑。

王登峰司长:对,所以从我们教育系统来讲,就是要在这个方面双管齐下。一是中央最近要出台一个《关于全面推进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的意见》。这个《意见》其实就是要力图扭转整个社会对教育评价里面的一些不太合适的地方。

 

问:是否有一些政策方面的支持或做法?

王登峰司长:刚才我们讲的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说的强制。强制的话就是你必须得这么做,不这么做我们就要问责。另一方面就是刚才讲的北京市东城区,其实北京市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北京每个区的学生体质健康按照年终测评的结果来排名,排在前五位的区,市里要发奖金他们叫以奖代补,给你这笔钱是让你把这件事做得更好。排名靠后的区,市委书记、市长要找这些区的党政一把手谈话。

 

问:接下来,教育部马上就开始着力的一项行动会是什么?

王登峰司长:我们用科学的常识让它流行起来。由此,全力带动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共同推动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各项行动,让它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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